所以商朝最终战胜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协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够无往不利，最终打败了无道的纣王。这样看来，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抚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统治者能够让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赢战争。而现实中，秦国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就在于历代秦王都能够深谙安抚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争相建功立业，为秦王效死力。

　　这时候，临武君听出荀子的意思是要赵王按照秦国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如果赵王果真按照荀子的意见去做的话，临武君这种依靠嘴皮子，却没有任何实际才能的人岂不是没有了立锥之地？于是，临武君马上跳了出来，反对荀子的看法。

　　当然，临武君也有自己的理由：“荀子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虚幻的事情是赵王不屑于做的。赵国用兵，更应该重视军队的强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军队取胜的关键，就是诡诈。什么是善于用兵的人？就要求其部署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发的，当大军突然到来，别人只能感叹神兵天降。昔日的孙武、吴起等著名将领，就是利用这种用兵之法才能够无敌于天下。有谁听说过，依靠百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的？那不过是无知的统治者所喊出来的口号罢了。”

　　不合时宜的军事思想

　　由此看来，临武君和荀子的战略思想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荀子注重的是在宏观上把握战争，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临武君则把战争胜败的关键，归结于诡诈的兵法和精通战争的将领。或许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把白起放到赵国，姑且不论他是否能够横扫八方，单论他能否在赵国出人头地、被赵王赏识并重用，都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情。

　　荀子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于将帅本身，并不是很重视。他认为，只有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反之，如果一国的君主昏庸无道，那么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只有崇尚礼仪和正义，国家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反之，国家就会紊乱不堪。因此，荀子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依靠礼治，国家才能够不断强盛，否则，国家就会日益衰弱。

　　荀子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治国思想：

　　首先，还是要说起荀子对于人和物的关系，在荀子的价值观中，人是能够战胜万事万物的，而人胜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地分配生产物。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贵贱之间是有着严明的等级的，长幼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尊贵的人要比低贱的人分配得多，年老的人要比年幼的人分配得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荀子的理论观念中被称为礼（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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