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岳飞率领骁骑军伏袭金骑之前,卫希颜的舰船抵达了博多（今福冈）。

　　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三面临海,西南的博多湾是日本与中原王朝的海贸港口，大唐时代，日本的遣唐使就从这里出发，前往长安，管理九州事务的大宰府则在鸿胪馆接待来自天朝的客人,并与商人进行贸易。

　　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不断,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直到大唐覆灭,全盘唐化的日本顿时迷茫了——这样强盛的天朝上国都覆灭了，让学习天朝的日本何去何从？在这种迷茫的心态下,日本关闭了官方遣使的贸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复，但民间商船的往来从未断绝。

　　由于宋朝鼓励商贸，前往博多贸易的舶商越来越多，海船一般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抵达博多后，到大宰府检验公凭的货单，并呈报太政宫，太政宫准许贸易后，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负责贸易，先是进行官方交易，然后才准许宋商与民间交易。但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或拖欠货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损失，于是很多宋商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私人交易。

　　宋商在对日贸易中获利巨大，比如在国内买麝香十三个，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湾用七十贯买一颗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获利几近百倍。这样巨大的利润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只逐年增加，从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让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为从太政宫批准贸易后，宋商的食宿（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都要由鸿胪馆按例供应，而日本国内大量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这时正是平安王朝的“摄关政治”时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称为摄关家，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财富，一方面嫉妒海贸获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脸说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颁布限海令，对来日的宋商海船发给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宋商在巨额利益诱惑下，经常提前来日贸易，被大宰府查出后，拒绝这些船只入港。

　　这对宋商来说是个打击。

　　但商人是个独特的群体，尽管地位低下，却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最有胆色、最善于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一群人，只要有利润吸引，他们就有自己的办法打通各个关节，有自己的渠道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货物卖给合适的人，他们和官员、和海盗合作，并武装商船，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

　　因此，对宋商来说，倭皇的诏令虽然不利，但无非是换一种方式贸易，宋商便改而进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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