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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