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急匆匆往回赶。

　　数日后，唐相公带着大同朝廷的严正声明回到临安。

　　得到这个坏消息，大宋君臣顿时乱作一团，再没心思琢磨什么故都东京了，慌忙研究解决淮南东路问题的办法。

　　徐泽之所以一口回绝了赵宋的买地的乞求，并威胁大同要用兵淮南东路，除了懒得与这帮没眼色的家伙们虚与委蛇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人暂时还需要稳住赵宋朝廷。

　　原因很简单，大同即将对另一个国家用兵。

　　这个国家自然不是不久前才笑脸认罚的夏国，而是大同的另一个藩属国——高丽。

　　就在一个多月前，高丽国都开京城发生了动乱。

　　其实，高丽这些年动乱不断，内部一直就没有平静过。

　　但高丽以往绝大部分的动乱，负有对高丽、日本等政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等事宜之权的黄海都护府都以其国内部事务为由，轻易不会干涉。

　　这次的情况显然不一样，以至于大同需要暂时稳住赵宋。

　　高丽之乱的起因，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高丽因介入金、辽两国保州之争，而与正在辽东拓展势力的第四方势力——同舟社发生剧烈冲突。

　　同舟社协助保州守军挫败高丽军队的两次进攻后，徐泽又亲自率兵摧毁了高丽的海军力量，并海路南下攻破高丽都城开京，逼迫其国主王俣签订城下之盟。

　　从此之后，高丽便彻底失去了制海权，国内事务也被同舟社深度干涉。

　　随着同舟社的事业越做越大，高丽在徐泽的精妙布局下，逐渐丧失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独立权，全面沦为同舟社的附庸。

　　王俣也算是一代英主，本应该和夏国国主李乾顺一样，文治武功皆有建树，在这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左右逢源，把握机遇开疆拓土。

　　但其人不幸遇到了同舟社徐泽，一战输掉了高丽百年国运。

　　即便如此，王俣也没有就此放弃。

　　和亲徐泽缓和同丽关系、招安李俊重建海军、借同压豪尝试削藩、出让耽罗岛以请走同舟社势力等等，各种方法用尽，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完整主权。

　　可惜，终究是棋差一筹，任凭王俣再如何挣扎，高丽却始终逃不脱徐泽的手掌心。

　　临终前，其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深感高丽国灭的命运不可避免，有意让世子王楷避位，再择王室旁支继承国主之位。

　　王俣此举是以出卖高丽国家利益来换取自己血脉的平安。

　　这显然是一道足以导致高丽内乱的乱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资谦、中书舍人金富轼等重臣的坚决反对。

　　尤其是国丈李资谦，眼里只有个人的权位，若是外孙王楷不能继位，其人将有可能失去一切权势，更是不愿执行王俣的乱命。

　　彼时，同舟社正筹备建国，李资谦乃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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