畔种着许多梅树。庭院下面则是一片柑橘地，再过去是一条村路，路的那边是水田，再往远处是松树林，松树林后面就是大海。坐在房间里看去，大海的水平线差不多和我的胸口齐平。

　　“景色很美啊。”母亲无精打采地说道。

　　“大概是空气的关系吧？阳光跟东京的完全不一样，光线好像用绢滤过似的。”我却由衷感到欢欣。

　　山庄一共有一间十席和一间六席的和式房间，还有间中式的起居室，宽敞的玄关足有三席，浴室旁还有间三席的小间，另外有餐厅和厨房，二楼则是一大间西式客房，摆放着一张大床供来客用。房间虽只有这么几间，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不，即使直治回来我们三个人也不会令人感到局促窄仄。

　　村里仅有一家旅店，舅舅去这家旅店商谈晚饭的事，隔不久便当盒饭就送到了。舅舅在屋子里打开盒饭，喝着他带来的威士忌，聊起他同这山庄以前的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旅行时遇到的一些糗事，显得异常兴致勃勃。母亲的筷子只稍微夹了几口便停下不吃了，天刚微微的灰蒙下来她就轻声说：“好了，让我躺一会儿吧。”

　　我打开行李取出被褥，铺好铺盖让她躺下来，但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便从包裹中找出体温表给她一量，居然有三十九摄氏度。

　　舅舅似乎也吃了一惊，急急忙忙到坡下村里去找医生。

　　“妈妈！妈妈！”我使劲叫着母亲，可她却迷迷糊糊的，没什么反应。

　　我握住母亲纤小的手，抽抽搭搭啜泣起来。我只觉得母亲实在太可怜太可怜了，不，我们两个都太可怜太可怜了，我哭了许久都停不下来。一面哭，我一面心里在想，就这样和母亲一同死去算了。我们什么都不渴求，因为我们的人生在走出西片町老宅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过了大约两小时，舅舅领着村里一位医生回来。医生看上去年纪相当大，身着仙台绸制的筒式套袴，脚上穿一双白色的传统布袜。

　　“会转成肺炎也说不定哪。不过，即使转成肺炎也无须担心。”

　　医生诊察之后，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打了一针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的体温还是没有退下来。和田舅舅给我留下两千块钱，嘱咐说，万一需要住院就赶紧拍电报通知他，当天他就回东京去了。

　　我从行李里取出必要的炊具，熬点粥给母亲吃。母亲躺着吃下三汤匙，就摇摇头不肯再吃了。

　　将近中午时，村里的医生又来了。这回他没有穿套袴，但脚上依旧穿着白布袜。

　　“是不是住院……”我向他建议道。

　　“不，我看无此必要吧。我今天给她注射一针强效针，体温应该就能降下来。”

　　他的回答照旧不置可否，随后给母亲打了一针所谓的强效针，便告辞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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