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是，农场位置的差异、资金的投入量、土地条件的不同、个人能力的高下，使得我们不可能令每个农场的社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也一致认为，在没有可能让每个农场、每个社员都处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生活时，试图用统一的生产任务和组织方式去管理所有农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当在计划生产之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让各农场的社员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减少社员们的不满。
另外就是健全农场的工资制度、投资制度、上缴利税的比例，尽可能的依赖制度去管理各国营农场，而不是依赖人际关系去管理，让农场的普通社员也能够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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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认为农场的普通职工和场长、技术专家之间的工资差别，应当确定为6级，最高等级的工资为最低等级的倍，这样普通社员的意见就会少很多。而确定了上缴利税的比例之后，各个农场也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能够留下更多的盈利作为农场的再投资或福利。”
对于杨铨的汇报，吴川基本上是满意的。在没有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之前，以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农业确实很难像工业那样，制定一个标准的工作量。而这种农业的生产方式，虽然有利于公共水利工程的修建，但是就个人来说，收益最多的其实还是村里的那些老弱，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讲，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收获其实是不对等的。
就算你给他们分了田地，也就是分到手的时候他们感激你一下，等到他们觉得自己的收获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你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你拿走的太多了，多的让他们觉得这土地宁可抛荒也不给你种了。
吴川还是明白的，现在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国，你要是不哄着农民，说不定他们就开始怀念起大清了，分到了田的农民，在大清好歹也就距离老爷一脚的差距。现在的中国距离那个濒临亡国灭种的时代已经有些距离了，而他和共和党也不是那个坚定的能走完2万5千里的组织，因此还是应当从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去解决农村中的小农思想更为合适一些。
在杨铨之后进行汇报的周泽春，确实要比江浙湖汉北杨铨汇报的内容要简短的多，但是他汇报的问题却比农业的问题更加的麻烦。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吴川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就一直在推动东北的工业发展，这不仅仅在于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个工业基地提供武器装备的消耗，更在于共和党需要一个稳定而意志坚定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应该来说，从1912年到1914年期间，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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