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官僚资本的支持下，中国通商银行在短期内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局面，但是随着庚子国难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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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世道败坏如此，张弼士于是也淡出了通商银行，专心在烟台种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张廷阁试图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华人航运公司出租轮船，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满清发起洋务运动以来，朝廷对于办理实业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确的。一是为了牟利，一是为了强军。故朝廷办理的事业，要么就是如同张之洞办理汉阳铁厂那样不惜代价，只要解决中国的自产钢铁问题，解决生产军械的原料问题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如同开滦煤矿和招商局、电报局那样，尽快让企业盈利，动不动就要企业报效，完全不理会企业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指导方针下，洋务运动开始落幕之后，各地操办起来的近代工矿业完全不成体系，既不能互相提供机械装备和原料以降低工业成本，又无法对自身的工业技术进行自我提升，只能成为外国工业的原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运事业上的发展，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到了1910年，大约已经达到了5-6000万吨的数目，而中国自运的货物总数大约还不到进出口货物总数的2%。

　　以蒸汽动力的商船吨位计算，日本大约为120万吨，而中国估计在8万吨上下。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双方的商船吨位并无今日这样相差悬殊，但是日本数十年如一日的对航运业的扶持，不仅将新建商船免费赠送给日本航运公司，更是对日本航运公司实施了数目惊人的航运补贴。

　　美国在太平洋的航运公司就是在日本的补贴策略下破产，不得不把上海到日本和日本内海的航线让给了日本的航运公司，甚至连轮船和中日两地的仓库、码头都出售给了三菱航运公司。

　　日本从美国手中夺回了本国的内海航运事业之后，就野心勃勃的同英、法航运公司展开了，中国长江水道的航运竞争。同样还是仰仗着国内给与的大量补贴，在长江上进行了不计成本的航运价格搏杀。

　　而反观满清政府，既无力以强权保卫中国内河和领海内的独占航运权力，更丝毫没有保卫民族实业的考虑。在这样的国际航运残酷竞争中，还在要求着招商局竭力报效朝廷，并免费调拨招商局的船只运送军队和物资。

　　在这种民族产业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傻子来，居然拿着船只白送人用，不由让人不生好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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