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满爆发的革命事件，一开始其实是采取旁观态度的。对于朝廷的失望，对于革命的不了解，让东北民众只想着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

　　只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开放了言禁，并开始组织学生和报刊一边批判封建主义，一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暴行之后，东北民众才开始有兴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谁的命。认识几个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起革命委员会开办的共和日报，从中去了解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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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那些不识几个字的苦力和士兵，则更喜欢听取学生们面对面的演讲。作为一个依靠移民人口快速发展起来的东北地区，教育一直都是东北的弱项。

　　比如长春地区，在清末实施新政之前，长春不过是为了管制移民在蒙古边地设置的民厅，这里没有八旗兵丁的驻防，也就没有八旗官学，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几所士绅投资的书院、义学和传教士设立的宗教学校。

　　直到1906年开始实施的新政，加上中东铁路的开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长春地区的新式教育体系。为本地区培养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师范毕业生。1908年成立的长春府劝学所，就是管理长春地区城乡教育之机关。从哪个时候起，本地的教育权力才开始从士绅手中转入到了政府机构手里。

　　中国人对于知识是充满敬畏的，即便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底层民众还是自动的把小学、中学、大学的毕业生比作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在过去，这些旧知识分子们掌握了地方的舆论喉舌，就算是朝廷颁发的政策也必须经过他们的解读，才能让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样，地方百姓的声音，也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才能传达给朝廷，从而给朝廷制定政策时有所考量。故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起了一个中央和地方民众进行沟通的角色，如果将其制度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类似早期英国地方议员的角色。

　　只不过在中国的王朝制度下，旧知识分子始终是体制内的一员，而无法进化为一个单独的牵制皇权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无法促使中国的王朝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政治。

　　但是，不管如何，旧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的影响力，并不亚于英国议员对自己选区选民的影响力。而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虽然和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力却是相同的。

　　而和高高在上的旧知识分子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街头演讲平易近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这令他们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人格上的尊重，也让他们意识到新国家和旧王朝是不同的。在旧王朝，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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