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不过，我此次前来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意志，革命委员会同样把中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很快的结束。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国之工业能力决定了一国作战的潜力，德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及英法俄三国的总和，但却是英法俄三国任一国家都无法单独抗衡的。所以在双方的速胜论破产之后，德奥同盟对英法俄协约的对峙战很快就会变为工业能力的对抗。

　　当双方彻底动员起本国的工业能力全力应对战争时，国家财政也就让位给了全民财富的对耗。各国财政也许支持不了当前规模的战争多久，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财富导入战争对耗，那么以英法俄德奥几国积蓄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财富，绝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被战争消耗完毕。

　　所以，革命委员会的判断和顾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时间拖得越久，无法结束欧洲战争的协约国各方，只会对我国越加退让。

　　诚然，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也许会返回今日向我们做出的退让，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相信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革命委员会始终认为，国家的安全应当求诸于自身，而不是寄托在列强的仁慈之上，否则我们永远都别想获得国家安全这种东西…”

　　顾维钧最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这一点，动不动就把革命委员会这个词挂在嘴边，搞得谁身后还没有一个政府似的。不过他细细想了想，他还确实不能把北京政府这个词挂在嘴边，因为他说的都是自己的意思，甚至连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会认可他的看法。

　　欧洲大战开启之后，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两派，留学英美的官员们认为协约国必胜，而北洋军出身的将领们则认为德国会赢。陆军部实际管事的徐树铮，在日方宣布对德宣战后一度想要对德国人示好，只是因为革命委员会始终保持着对日强硬的姿态，才让德国人放弃了和小徐接触。

　　北京政府内部对于这场欧洲大战的分裂立场，早就为报纸给刊登了出去，因此他哪里还能以统一的政府立场应对革命委员会的立场呢？

　　基于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王葆真自然不会将完整的消息透露给顾维钧，因此他的提醒在顾维钧看来，不过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他并不认为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改变，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认同趁着欧洲列强难以动弹的时候出手。

　　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顾维钧处处把国际法放在嘴边的作风，虽然早稻田大学远不及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国际法的研究上弱于顾维钧。

　　只是他跟着吴川的时间也比较久了，自然也就认同了吴川的观点，当前的国际法不过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用来压迫世界人民的工具。当它不妨碍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予理睬；当它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撕毁它的。

　　双方的价值观如此的不一致，自然谁也不能说服谁，这场谈话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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